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韩和元、郭杰群：当亨廷顿冲突叠加国际货币及贸易体系问题

贸易冲突的事实及根本原因

近年来，中美间贸易差额逐渐扩大，由2007年的258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3440亿美元。从目前中美双方贸易冲突的原因来看，美方认为中国存在出口倾销、不愿开放市场，导致贸易不平等，欧美企业受到巨大冲击。但具体到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显然中国并非主因。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于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就已出现赤字。经济学家特里芬就曾于1959年就提到，美国国际收支总额中的赤字问题已存在并仍在不断增长。他进而指出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必然会崩溃。诚如其预判的，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寿终正寝”。其后，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于1976年在牙买加通过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协议，取消了会员国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并形成了多元化灵活的国际货币储备制度，但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且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锚，反倒促使美国的贸易逆差愈发扩大。故将当前美国贸易差额的主要责任简单地归因为中国，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贸易逆差，特别是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与如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在特里芬悖论下，各国为储备美元，必然导致美国长期国际收支逆差；二是在全球化进程下，产业根据各国资源优势在国际进行分工，这也是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在美国低关税制度下，美国大部分第二产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低人力成本国家进行生产、组装，而所形成的最终商品又通过贸易返回到美国，加剧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程度。同时，仍然保留在美国的高端产业商品又面临自我设定的禁售规则而无法出口（如到中国）以缓和国际收支逆差。

由于没有能解决以上所有因素且一劳永逸的方案，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难以改变。换句话说，当前国际贸易的争端来源于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的本身机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也造成了冲突。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不稳定被叠加时，贸易冲突就会发生，并随着均势不稳定性的变化而改变。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如何应对当前面临的贸易冲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日益增强的出口能力。面对不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该如何应对，值得深思。

一个必需的措施是扩大内需。实际上，“我国经济应由出口导向向内部消费转移”这一提法由来已久，但在实施过程中，长远的战略往往让位于临时的应急机制。基于保增长、保就业的诉求，只顾眼前利益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这种政策事实上支撑了既有的产业和经济模式的延续。由于这些短期做法的存在，一直困扰中国的东西部、城与乡、国企与民企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受到影响。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亨廷顿所说的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不平衡在加剧。为此，全力修内政、加快改革是最佳也是必须应对项。

第一，调整当前房地产行业支柱化的现状。需要肯定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居民财富增加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国内缺乏可投资资产的环境下，吸纳了过量的发行货币，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对稳定金融环境有益。但随着20多年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当前房价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居民平均收入，这对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其他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更为重要的负面影响是高房价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冲击了实体经济。

第二，采取措施减少贫富差距。近20多年来，全球收入不平衡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在此前2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各收入层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硕果，但也要看到中国的收入不平衡尤其严重。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缓和并减少。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央行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升经济以来，过量的货币发行已使得资产价格进一步提升。那些在2008年已经拥有大量资产的高净值人群，其资产总量进一步顺势增长。

第三，稳定货币发行，防范通货膨胀。过量的货币发行是一切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根源，通货膨胀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一个货币过量发行的社会里，新流入市场的货币会从一部分人的口袋，转移到下一部分人的口袋里，并逐渐推移到整个社会。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会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影响并可能抬高相应商品和服务的物价。而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通过交易得到收入后又会增加对社会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需求，对相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再次影响并可能提升。而那些在货币差序传导过程中处于最外围的群体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和服务，然而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正是这种差序传导流通使得那些处于传导序列中心的群体可以隐蔽而巧妙地从处于序列外围群体中掠夺更多的利润，社会财富因此被重新分配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由此可见，当货币发行量增速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时，不仅物价会被抬升，还会造成其他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显然，通货膨胀对扩大贫富差距产生了助推作用。

第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内需消费的增长。以此次贸易战为契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维护城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平等，确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其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进行房产交易，保证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非常重要。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的经济腾飞都得益于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激发农村人口购买能力，将农村人口的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不但可以持续增加住房消费，还可以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扩大耐用品的购买占比将会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进展迅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近60%。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必然会发生调整。因此，城镇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但在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房地产化。如何加强经济结构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转换是城镇化成功的关键。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有助深化城镇化进程中服务业与工业的元素，提升城镇化的活力。

第五，打破行政壁垒，加强区域合作，降低交易费用。长期以来，国内商品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同时各行政单位以区划为限，设置了重重的贸易壁垒，导致跨区域企业销售成本高昂。这也是跨区域的网购销售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国内信用体系建设滞后，跨区域资金流动不畅，信用风险溢价严重。因此，打破行政壁垒对企业商品流动的阻碍，加强区域间合作，建立统一的区域甚至全国市场，对于减少企业销售成本、降低商品价格、提升资金流动性、增强资金使用效率极为有益。同时也会增强收入效应，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居民实际消费能力。

第六，坚持开放的政策。扩大开放力度既是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期待，同时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当前“一带一路”是我国重要发展战略，其实施正源自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扩大开放力度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反之，一个孤立存在、严密保护的市场促使套利、寻租成为可能，最终导致的是失衡的生态，无益国民经济长期健康有序发展。虽然一些国人担心开放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冲击，但正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经验表明，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不但不会被跨国巨头所控制，结果可能还会相反。事实上，只要政府能够把握好反垄断政策，即可防范大型企业挟持行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可能。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当下，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是重要途径。否则，多余的产能将无法得到有效疏通，企业将不得不面临关闭或迁移海外的局面。不仅如此，一旦这些产能外迁，将成为永久性的企业行为，难以逆转再返回。特别是流失的产能可能会破坏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负面效果。当前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此，通过保持国家长期战略的定力，全力修内政、加快改革，是应对中美贸易纷争的最佳应对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