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关注：中国大学对“世界一流”执念太深、焦虑太重

今天，中国的大学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你的学术水平。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

今天，中国的大学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这是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会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10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

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大学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世界一流”的焦虑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

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佛大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代名词。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

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

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 ‘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 “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

中国“985工程”大学校徽

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

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 “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

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到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

我说的，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问题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

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一百，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

第二，因实验设备等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我翻查了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西南联大旧址

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没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中国的大学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你的学术水平。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