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关注：出身、专业和学历，哪个才能改变人生？

1、代际效应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依然存在

代际效应指前后两代人中后一代人受前一代的影响并很难脱离上一代人的社会特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从200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每次调查的样本学校选取考虑学校所在地、学校类型和学校级别的差异，涉及7～16个省份，约两万个毕业生样本，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研究对象确定为这3年调查中已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群体，其中，学生有效样本量分别为6494、8462和6444名，学校有效样本量分别为28、29和28所。

笔者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学历和专业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起薪和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学历水平越高起薪越高，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也越高。相比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起薪优势明显且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而专科毕业生则相反。

从专业领域来看，不同专业领域毕业生的起薪和职业类型存在差异。与理学或工学专业相比，文史哲、经济或管理学及农学或医学的起薪在2007年和2011年要显著更低，这三类专业领域在2011年和2013年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低。

第二，家庭背景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初职起薪和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

代际效应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依然存在，家庭收入越高起薪越高，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能够显著增加其子女从事该类型职业的机会比率。

第三，女性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都要显著低于男性。

学业成绩班内排名靠前会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水平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担任过班干部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水平，但对毕业生的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拥有英语水平证书、读双学位或辅修其他专业的优势基本不明显。

2、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初职起薪的影响

既然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么，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选择更富经济回报的专业是否有助于降低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第一，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家庭背景对初职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并没有弱化。

这意味着，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在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中具有一致性，并没有因为毕业生获得更高的教育文凭而显著变弱。

第二，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初职起薪的影响，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家庭背景的影响效应要强于理工类专业。

相比理学或工学专业，高家庭收入对初职起薪的影响在教育学或法学专业更大(2011年)。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在文史哲专业更大(2007年)，家庭收入对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同样在文史哲、农学或医学专业显著更大(2013年)。

3、即使从事同一职业，家庭背景不同则起薪不同

学历层次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像“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更加遵循绩效原则。为此，笔者以2007年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分布差异和职业内工资差异。

结果发现：

一方面，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硕士毕业生，职业分布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

高家庭收入、父亲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毕业生从事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的相对比例更高，而低家庭收入、父亲为农民或农民工出身的毕业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相对比例更高。

这一发现对于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同样适用。

另一方面，在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中，都存在明显的职业内起薪差异，换句话说，即使从事同一职业，家庭背景不同则起薪不同。

以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为例，数据表明，同样从事行政或企业管理工作，低家庭收入出身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分别只占高家庭收入出身毕业生的53.8%和67.8%;父母为农民或农民工出身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分别占父亲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毕业生的69.6%和75.8%。

4、优势家庭更看重家庭背景能发生影响力的专业

既然高等教育群体，包括硕士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那么，优势家庭在教育扩张后是如何凭借家庭背景优势维持自身的地位优势的?

第一，从学校选拔性来看，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都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

在本科生中，中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的相对比例更高，而硕士生恰恰相反。之所以硕士生的教育机会相对更加均等，原因可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本科生为了摆脱家庭困难，往往更愿意加倍努力去追求研究生学历。

第二，不同家庭背景在专业领域上存在不同的策略选择，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中都是如此。

虽然理学或工学、经济学或管理学受到最多关注，但是低家庭收入、农民或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理学或工学专业的相对比例更高，而高家庭收入、父亲职业为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学生在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领域的相对比例更高，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都是如此。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扩张后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具体地说，为了实现向上流动，不利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能够使其在将来求职过程中容易摆脱家庭背景束缚的理学或工学专业。优势家庭则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类专业、经济学或管理学专业。

5、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第一，在高校毕业生中，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

学历层次越高起薪越高、越容易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相比本、专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理工类专业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高。

第二，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比本科毕业生要弱。

学历层次不能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和本科毕业生一样显著存在，并没有降低。

第三，家庭背景的影响之所以在硕士毕业生中没有弱化，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与本科毕业生一样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不是完全遵循绩效主义原则。

从职业分布差异和职业内起薪差异上来看，硕士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都同样存在明显的职业地位再生产现象，即使从事同一职业，起薪也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差异，家庭背景越好起薪越高。

第四，教育扩张后，不同家庭存在不同的教育策略选择。

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工具。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选择理工类专业来实现向上流动，因为研究生学历、理工类专业能够带来相对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回报，理工类专业可以帮助其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的束缚。比较而言，优势家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

研究还表明，包括硕士毕业生在内的高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都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这告诉我们，要想更好地体现教育的价值，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教育系统内的机会分配显然是不够的，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同样是阻碍代际流动的重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