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成功的企业，都是靠傻子下笨功夫

        日本，超过100年的企业已有2.5万家，最长寿的企业更是有1440年的历史。提起日本企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匠人精神和员工的极致服务、负责的意识。很多企业家去日本企业参观学习后总是不得要领，只学到其形而不得其神。本文为著名管理学者肖知兴2017年7月日本游学而记，原题《探索日本文化与企业精神之源》，看看他对日本企业精神的理解。

参加日本游学的企业家朋友，注意到日本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例如，机场行李工人为了方便客人拉行李箱，从传送带上把行李箱拿下来后，会把拉杆先拉出来;饭店门童为了方便大巴客人下车，会提供一个用红色地毯包好的小木箱，给客人踏脚;公司前台用胶带纸包装样品，为了方便客人把包装撕开，会把胶带折叠起来，留下一个小撕口。我自己逢书店必逛，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付费之后，书店员工在把书装进袋子之前，先把塑封纸帮客人拆下。

走在大街上，最深的印象是干净。我们在东京港区走了一个小时左右，非常努力地想找到一片垃圾，纸片、痰迹、饮料瓶，什么都算，居然没找到。最奇怪的是，街上也很少有垃圾筒。旅居日本的朋友告诉我们，日本人的垃圾，都是随身带，回家再扔。溜狗的人，除了带上塑料袋，收拾狗便之外，还要带上一瓶水，在狗小便之后，对准小便的地方冲洗。

我们到达日本第一天的欢迎晚宴，是在一家300年历史的怀石料理老店，各种华美考究的陈设、精致可口的菜肴、无微不至的服务细节不表。最让大家感动的是，饭后，年逾花甲的服务员们，穿着和服，踩着木屐，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大楼下，地铁站口。虽然语言不通，却不妨碍她们表达对我们的诚挚的热情。

一个企业家朋友用“净、静、敬”三个字来形容他眼中的日本。干净、安静之外，最让他动容的是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的敬业精神，对所服务的客户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前述料理店的服务员是一个例子。还有例如，鞋店店员给客人试鞋，在回仓库拿其他尺码的鞋的时候，先给客人微微鞠一个躬表示告退;新干线上负责验票的列车员，进入每一个车厢，也会首先向这个车厢的所有乘客鞠一个躬，虽然忙于看书、看手机或发呆的乘客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

日本员工的这种敬业精神体现在制造业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是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的日本精益管理文化。每天改善一点点，积累下来，自然就是不得了的超凡功力。这里面，如果有任何秘诀，就是那个著名的公式：1.01^365=37.78。没有日本员工这种日拱一卒的敬业精神，即使抬着四台录像机到工厂里去纪录，把日本人的方法、工具、技术层面的东西全方位、无死角、像素级地全盘复制下来，也照样无济于事。
 

职人精神之源

日本人的这种敬业之心、虔诚精神来源于哪里?夏季是日本人祭祀的主要季节，我们在古都镰仓开私人董事会的时候，巧遇了当地的一场当地居民组织的神社祭祀活动。队伍很长，大家都穿着祭祀专用的白色衣服，喊着统一的口号，浩浩荡荡往前走。

最前面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抬着一颗树开道，然后是徒步的老年人。排第三的是抬着沉重的主神位的青壮年，然后是排第四的八九岁的少年，抬着小一号的神位。排第五是一些四五岁的儿童，抬着更小一号的神位，趔趔趄趄跟着往前走，妈妈们微笑着看着他们，在两边护卫着。最后面是乐手车，上面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负责打鼓和吹笛。男女老少齐上阵，这架势，这精神气，很明显，对神道的崇拜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不是做做样子，更不是招揽游客的表演。

神道教之外，另一个理解日本文化的维度是日本的独特的漫长封建历史。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就走出封建制(分封制)相比，欧洲十六世纪才开始走出封建时代，日本的封建制则一直保持到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前夕。各级封建领主建立自己的武装集团，武士成为了社会中坚的贵族阶层，他们倡导的武士道精神(与欧洲的骑士精神相对应)，也相应地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武士重承诺，轻生死，把名誉、正直、忠诚看得比生命更可贵，追求在尽到自己的责任之后，像樱花从枝头坠落一样灿烂的诗意的死亡，成为日本其他社会阶层争相仿效的典范。

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从铁匠、木匠，到寿司师傅、和服面料生产者等等，秉承这种武士道精神，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十几代、几十代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的祖业，像服伺自己的主公一样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与服务，形成日本著名的“职人精神”，奠定了日本制造和日本服务业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种贵族风范、古风在先秦中国也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例如，晋文公重耳早年逃难到楚国，为楚成王收留，后来在两国交兵时信守当年的承诺，退避三舍(30里为一舍);宋襄公遵循贵族作战信条，不凭借险要，不攻击正在渡河的敌人，不攻击尚未列完队的敌人，不再次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擒拿白头发的敌人等等。

可惜，这种贵族风范在秦朝末年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代表贵族风范的项羽(他的破釜沉舟、鸿门宴、不肯过江东都是典型的贵族做派)彻底败给了代表重实利、重算计，只论成败、不问是非的小市民文化、流民文化的刘邦。时间又过了100年，司马迁思慕古人胆肝相照的侠义精神，在《史记》中专门为荆轲、聂政等刺客写下《刺客列传》，算是为中国人的贵族风范写下了最后一曲挽歌。

日本人这种古风为以综合商社为骨干的战后日本企业的崛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三井、三菱、住友等第一批日本企业到乡下招工，很自然地秉承封建义务，向父老乡亲承诺，照顾好这些年轻人的一生，所以有了日本企业著名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年功序列相当于员工的在企业的收入与员工的年龄/工龄成正比(日本一般企业的员工现在的收入大致是20岁月薪20万日元，30岁30万，40岁40万)。

仔细思考，一个普通员工对企业的的贡献其实是一条抛物线，45岁左右达到最高峰，50岁左右，他对企业的贡献其实就小于他的收入了(图1)。所以50岁之前，相当于企业向员工借钱，50岁之后，再以更高的工资和退休金的方式予以偿还。

士为知己者死，可以相见这种制度带来员工多大的投入度和忠诚度。这种独特日本企业文化的威力，基本奠定了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战后30多年的辉煌增长的基础。中国人到西方，看到时髦的年轻人用汉字纹身，穿印着汉字的衣服，颇有自豪感，哪里知道，他们粉的其实是日本。例如，很多人都知道乔布斯的功力在于连接科技与人文，其实他更大的功力在于连接西方与东方。他一生俯首拜日本，日本的禅宗文化和设计美学，成为他打造整个苹果帝国的起点。

虔诚、公正、勇敢

天皇是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皇室，号称“万世一系”，仔细查证，从大概公元381年(东晋太元六年)至今，血脉没有断过。西方延续时间最长的王室是英国王室，从公元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至今，血脉没有断过，也只能排第二。日本地位最高的神社是位于奈良东边的三重县的伊势神宫，供奉传说中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神宫实行非常有日本特色的“造替”制度，宫内两块大小相同的用地，每隔20年依照古法在另一块用地重建社殿并迁祭，所谓的“式年迁宫”，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举行了第62次式年迁宫。

伊势神宫中最高级别的文物是八咫镜，与草薙剑、八坂琼曲玉合称“镜剑玉”，是天皇最高权力的象征。镜剑玉三种宝物，分别代表天皇智、勇、仁三达德，更广义地说，代表了虔诚、公正、勇敢这三种美德。仔细思考，这三种美德不仅是日本文化的基础，也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处于上升阶段的文化的基础。例如，构成当代西方文化的三大主流希伯来传统(主宗教)、希腊传统(主法律)、日耳曼传统(主军事)，为西方文化分别输入了虔诚、公正、勇敢三种美德，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种文化是否尊崇这三种美德，往往与这种文化是否处于较早发展期的上升阶段还是处于较晚发展期的延续阶段有关。两种文化的行事方式、处世风格、美学追求都截然相反。行事方式上，前者尚拙诚，后者尚机巧。

例如，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普遍愿意下笨功夫，死磕一个个的细节，中国人则热衷于找风口、捷径和秘诀;处世风格上，前者主天真，后者主世故。天真是努力保持上天给予的真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世故是永远把对方当作自己碰到过的最坏的人来提防，结果对方如果不做坏人，反倒对不起你的提防，大家一起来比坏;美学追求上，两汉的雄浑、盛唐的刚健都是生命力的体现，宋徽宗的矫揉造作的“金钩铁划”，乾隆皇帝堆砌俗艳的“农家乐”审美，则是王气黯然收的标志(表1)。两种文化在秩序生产能力、对整个文明体系的贡献上，也都有天壤之别。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辽金元清，一拨一拨的游牧民族征服中原，也许不是野蛮征服文明，而是生命力更强的上升阶段的文化征服了逐渐丧失生命力的文化。理论之树是灰色的，都是假说，都是对这个世界努力做最大化的模拟，不是什么绝对真理。看到这里内心很沉重的读者，相信我，我比你更沉重。黑格尔、马克思、魏特夫、韦伯、斯宾格勒等人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总体性质的相关论述，以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这些论述，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选择性的失明，或者认定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而置之不理而已。

不说别人，还是说说我们中国科技界的集体偶像乔布斯。他私下里最瞧不起的其实就是中国：“就是一帮小偷”(just a bunch of thieves)，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专程去拜访他，他当面鄙夷地说。所以，他去印度禅修，狂爱日本，偌大中国，却至死没有涉足;iPhone在中国生产，中国也很快成为苹果公司世界最大市场，但他在世的时候，中国居然一直未能进入苹果公司新产品的首发国家(乔布斯死后两年后的2013年9月，中国才第一次出现在iPhone5s的首发国家名单上)。世间不堪，莫过于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凉屁股。念及此，荷尔蒙勃发的爱国者们应该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苹果产品都砸烂吧?

“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 ，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这不是成功学，也不是人生智慧，而是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我选择不放弃，做领导力发展，做管理研究，包括写作本文，因为我坚信《论语》的前四个字“学而时习”的力量，如李泽厚、杜维明、杨振宁等人所言，中国文化最伟大的，也许就是这种韧性的学习精神，其中包括向我们曾经的学生学习。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可以向阿拉伯人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重启西方文明的青春期，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日本人学习，重振中国文化的精神?

中国大，大有大的坏处，但大也有大的好处，比如，只要有10%学到了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就是1.3亿，中国的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真正首先需要做的事，是重新“睁眼看世界”，真正看清楚自己的不足和与别人的差距。例如，与日本人相比，我们中国人缺的，绝不仅仅是马桶盖。

坐第一排的模范生

在文化输入和文化学习上，日本从来就是坐第一排的好学生。消化吸收能力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的鉴别和选择能力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从西方学的，如刘仲敬所言，往往都是“负典”，而不是“正典”)。从唐朝开始，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但有两样东西他们没有学：科举制度与太监制度。

太监制度作为一种皇权专制制度，其黑暗、腐朽和堕落性，大家都容易理解。科举制度，一般人的印象还不错，公开、开放、公平，提高社会向上可流动性，貌似很现代嘛。其实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比太监制度还要更阴险的一种皇权专制制度。关于这一点，唐太宗说的最直白：“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天下的有为青年，都进我的圈套了!太监只是身体上去势，科举则是思想上去势，比身体上的去势其用心险恶程度，更要加上百倍万倍。

神道教之外，对日本人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禅宗，完全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禅宗五家七宗，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是临济宗(偏机锋、顿悟)、曹洞宗(偏苦行、坐禅)和黄檗宗(综合前二者)。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荣西和尚求学于台州天台山，传入临济宗;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道元和尚求学于宁波天童山，传入曹洞宗。蒙古灭宋之后，更有大批禅僧不满元朝的统治，迁居日本，带去了更多的中国各类典籍、文献、风物。400多年后，中国再次衣冠南渡，1654年(南明永历八年)，福清的隐元和尚东渡日本，传入临济宗的一个支派黄檗宗，带来日本禅宗的一个新高潮。

乔布斯赞叹京都的禅宗庭院，是他见过的最美的设计。可惜在禅宗的发源地中国，已经很难找到这些美景了。我的老家江西尤其是禅宗主要发源地，六祖慧能之后禅宗的主要传播者马祖道一(在南昌)、百丈怀海(在奉新)、青原行思(在吉安)、黄檗希运(在宜黄)都是在江西;临济、曹洞二宗起源地分别在江西宜丰的黄檗山、洞山;临济两派杨岐、黄龙起源地分别位于萍乡和南昌(见图2，禅宗传承脉络图)。而今，到这些地方去访古寻踪，往往满目萧索，一片狼藉，哪有一丝一毫的古风和禅意?西方人讲禅，都是用日文音译zen，说起禅，首先想到的是日本，没有人知道zen其实是禅的转音，也没人关心，当年的开山祖师们的留下来的遗产，已经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禅宗影响力所及，除了日式庭院，还有茶道、花道、剑道等各种日本生活方式，最日常的则是日本料理。最高端的日本料理怀石料理，出自茶道，怀石是禅僧用加了热的石头抵住肚子，以抵挡饥饿的意思。还有隐元和尚带入日本的普茶料理(桌袱料理)，吃素菜的精进料理，被茶道大师千利休简化的茶会料理等，都与禅宗有分不开的关系。吃饭的时候的各种礼仪，如不说话、手端碗、肘部不放桌、筷子横着放等，也都与禅宗有关。

禅宗之外，日本人从中国学到另外一种好东西是阳明学，在明治维新前后的读书人阶层中，尤其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学人如冈田武彦很小心地区别阳明学的不同学派，避免走入阳明左派(现成派)的偏道家的自然人性论和阳明右派(归寂派)偏佛家的寂灭论，他们强调学习修证派的力行、戒惧、在事上磨练，“主工夫而言本体”。沟口雄三则再三阐述，与中国阳明学致力于儒教道德的大众化，重建儒家社会秩序不同，日本阳明学重在个体的觉醒、“天我”的确立、“心的无限活用”，包括维新志士靠阳明学“锻炼心术，脱离生死”，以杀身成仁之心投身革命。关于这一点，三岛由纪夫总结得比较精到：

“阳明学(尽管是发源于中国的哲学)，却是在日本行动家灵魂中经过一次彻底的过滤后完成了日本化与本土化的哲学。革命思想的复兴，只有从这种根植于日本人精神深处的思想出发。”(三岛由纪夫《作为革命哲学的阳明学》)”

明治维新后日本决心脱亚入欧，改换门庭，拜西人为师，又一次对欧美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像素级”的学习。在精英主导下，利用天皇崇拜，倡导“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福泽谕吉语)，号召大家舍弃地方性的小共同体，建设日本民族国家这个大共同体。

日俄战争胜利后，这个始终坐在第一排的模范生有点走火入魔了：随着种族主义的抬头，日本人自封黄种人的领袖，鬼迷心窍，提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歧途，给东亚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二战战败，麦克阿瑟携战胜者之威，强力输入自由与民主制度，日本人也以一种一般人难于想象的低姿态，俯下身来，向美国学习，奠定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制度基础(见约翰·道尔《拥抱战败》)，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青木昌彦所提出东亚“雁行模式”的领头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破灭后，加上人类从未遇到过的严重老龄化，日本这个好学生，第一次，再也找不到现成的老师，必须自己去探索道路了。对于日本这些年的徘徊，所谓失去的20年，实事求是讲，也许没有任何人有看笑话的资格。我们更应看到的是，日本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以一种惊人的隐忍、妥协和团结精神在艰难筹措，综合权衡，共渡难关。这个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谁也无法忽视。

做企业靠傻子下笨功夫

我在中欧课堂经常与同学们用拧螺丝来作为例子，说明什么是好的管理。同样是手工拧螺丝，德国人很讲究，拧三圈半，往回拧半圈，再继续拧，这样能让螺丝嵌合得更好;日本人拧4个螺丝，先在地上铺一块白布，把要拧的螺丝上下左右摆好，再开始拧，这样不容易漏拧错拧。最重要的是，大家统一按照操作手册的方法来拧螺丝，才能制造出可预测、可持续的产品质量。员工发现了更好的拧螺丝的办法，经过一定标准流程之后，修订操作手册，大家一起按照更好的方法来拧螺丝，如此精益求精，无限循环，这就是精益管理的本质。

螺丝是制造业最基本的零部件，怎么拧螺丝、怎么制造螺丝也是理解制造业的一个很好的入口。日本人的职人精神在螺丝行业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很多标杆性的企业。最著名的也许是为中国高铁供应螺母的东大阪市企业Hard Lock工业株式会社。这家只有49人的小公司研制出“永不松动的螺母”，广泛用于电力、高铁、造船、航天、航空等行业。公司创始人若林克彦受日本牌坊(鸟居)的结构启发，研发出这种防松动结构，他们的口号是“产品的改进永无止境”。

东大阪还有一家生产防锈螺栓的公司，螺栓表层用一种含氟聚合物覆盖，泡在海水里五十年不生锈。东京则有一家生产专用于桥梁、高速公路、巨型建筑的锚固螺栓，长达几米。福冈市的KYO EI公司，用一种硬质铝合金技术制造的螺栓，重量是普通螺栓的一半，而强度是普通螺栓的3-5倍，小小一套螺栓，国内报价高达2000元。

日本的各行各业有很多这种隐形冠军，不动声色地靠技术、靠积累在价值链上占有别人无法替代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iPhone的1300个零部件中，超过一半都是由日本企业制造的原因，包括村田制作所、TDK、京瓷、日本电气、日东电工和阿尔卑斯电气等。日本手机品牌虽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利了，但日本电子行业依靠高端手机元器件的订单，依然获得巨大的增长。

我们熟悉的那些日本消费电子大企业转型相对困难一些，但他们也已经慢慢走出低谷。例如，动作最快的日立完全放弃家电、电脑业务，转向高性能材料、通信、电网等基础设施业务。松下公司从家电转向汽车电子、能源、医疗等新兴行业，特斯拉的电池就是由松下公司提供的。夏普也正在转向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行业。总体而言，他们在新型材料、核心零部件等领域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完成从2C到2B的转型之后，仍然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企业。

我们这次游学参访的东丽公司是著名的原材料业巨头，在纤维、碳纤维、水处理等行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东丽生产的碳纤维全寿命成本远远优于金属，广泛用于航天、航空、装备制造等各种领域，例如，波音787飞机50%的部件使用碳纤维为主的各种复合材料。他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做到T2000(碳纤维指标，指纤维的拉伸强度)，因为是战略性物资，T400以上就控制出口。中国的碳纤维做到T300，再往上质量就不稳定了。

同行的一位企业家透露，中国一直以生产钓鱼竿的名义进口高档次碳纤维，后来有关部门用特殊手段获得了一条高端生产线，可以生产T800, 但质量一直不稳定，没有办法和东丽的产品相媲美。企业家们问东丽公司是如何保护公司的技术诀窍和知识产权的，东丽公司说，在中国，他们也同样很头痛;在日本，则基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研发人员一般都不会辞职。

我们参访的互联网医疗世界第一的M3公司的是新一代日本企业的代表。和孙正义的软银一样，除了在日本蓬勃发展，他们同时低调在全球布局，在中国的合资子公司叫医脉通，已经是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的领先者。M3公司创始人是大前研一的学生，主要骨干来自于麦肯锡、德勤等咨询公司，接待我们的COO仪式性地穿着日本上班族都穿的白衬衫，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衬衫的第一颗和第二颗扣子都没有扣，也算是日本互联网一代的一种个性展示方式吧。

做企业靠的是各安其分的“傻子”们长期下笨功夫。FamilyMart 的中国区董事给我们分享，强调了连锁经营店后面的培训系统、督导系统、自有品牌系统、订货系统和物流系统的重要性，而这些系统，绝不是能够一蹴而就能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连锁经营为什么最后都沦落成为批发，就是没有人下功夫去扎扎实实地建设这冰山下地这四五套系统。例如，中国的酸奶业和啤酒业，发展到今天，很多地方连最基本的冷链物流都还没做到，实在是对不起消费者。

一位嘉宾讲到，日本战后创业的那一批企业家，很多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接班，很多人都愿意把企业卖了。与中国资产虚高，估值动不动就至少二三十倍相比，日本很多这种企业估值只要两三倍，几乎是白捡。但如果中国人有兴趣，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新老板，是否真正愿意把这个企业踏踏实实地做下去。如果这一点没有信心，不管多高价格，免谈。

郎有情，卿有意，中国企业家，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