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 副校长杨斌：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产业发展观

当前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重构优选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创新平台正在重组传统制造业的创新体系，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无缝衔接”，人类社会已进入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创新的大科技时代。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我国主动迎接优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制造业所需要应对的这场从“大”到“强”的挑战中，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产业发展观呢？
中国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是百年来世界发展最瞩目的篇章，就制造业而言，中国已经拥有最大的规模和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到达了一个阶段转换的“历史节点”，由高速增长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要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相应地，制造业也将面临着从“大”到“强”的挑战。

这场由大到强的新征程展开的时候，恰逢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浪潮席卷全球，并且正在越来越广泛且深入地应用到商业和制造上。这将是一次深刻改变现代工业体系的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是全球面对的新挑战，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更要在这个条件下，完成自身发展方式的阶段转换——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发展转型，也要在这个背景下完成。这是过去不曾遇到的新情况，面对这样的复杂情景，我们过去的经验、行之有效的方法，甚至已有的关于发展的理念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重新“整理”。通过对这“底层代码”的认知、研究、解构，我们才有可能探索、讨论、寻找最适合新时代的产业“发展观”。相对于具体的产业研究，这是更加基础的方面。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启程的。那个时候，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占比可谓微不足道，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理想和现实巨大差距面前，强烈的“危机感”，很容易催生有着“明快”“简洁有力”目标追求的发展观念，并在社会范围内取得广泛共识，从而容易为经济建设树立明确清晰的奋斗目标，凝聚力量，果敢行动。中国经济以及产业过去的发展，有这么快的速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那些我们经常讨论的经济、制度、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红利等多方面因素，从意识观念方面看，明快有力目标追求的发展观念也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
如果说“GDP挂帅”是明快的发展观念的集中且高度发展的体现，那么同时也是它的“强弩之末”，是它终结的开端。十九大报告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概括当前我们经历的历史阶段转变，这里的“发展”的内涵已然发生了变化。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个方面，同时还要关心环境保护、创新能力、科技与文化等很多方面。如果说“富”是单一维度的，可比的，那么“强”则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考量，并且在这个综合的层面上是无法通过把多个维度“加总”成一个“数”，来理解和“测度”的。
这是最大的变化。新发展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们不再能“化简”“还原”成某一单一维度。阶段的变化，不是由追求某个明快的目标变成追求另外一个明快的目标，而是由追求一个目标变成关心很多个目标。不再有某一“价值”如此“迫切”和“特殊”，以至于可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再有某一问题如此“关键”，以至于可以“集中兵力”解决一个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被“连带地”“自动地”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包含多个价值维度，都是不能被舍弃和忽略的。习惯于过去思维的人，面对多个“同样重要”的价值目标，会有茫然无措的“失焦感”，找不到“抓手”，不知从何做起。在新时代，我们首先要学会“不可化约地”“立体地”理解发展，学会诸多目标的全面考虑与平衡。

在产业发展领域，这种“单一维度”的观念有时表现为目标追求的单一性，在更深的层次上，有时表现在关于产业发展进程所谓“一般规律”的认知中。自蒸汽机发明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从而开启了现代工业以来，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而导致被称作“产业革命”的生产大发展已有数次。每一次都使社会生产达到一个历史上无法企及的新高度，并且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那些关于产业发展的宏观叙事里，这些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成就被“一般化”“普适化”的道路连接起来了。这条路上有大的“驿站”，也有小的“台阶”，发达国家一路走来，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就是在这条路上“拾级而上”。只不过，有些人强调“级”要一步一步地“升”上去;有些人则认为，“升级”的过程中有加快速度实现赶超的机会。

这种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专断论”认知的危险在于，它有一套评价标准，提供了一把“尺子”，用来“客观”地评判产业体系和企业的“先进”或“落后”，从而给人为的调整和干预提供“进步”的理由和依据。实际上，这些关于产业发展的“规律”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总结的“后见之明”，忽略了不同国家禀赋的不同，不同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内外历史条件的差异。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总结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都是有益的营养，我们要学习吸收，但不能食而不化，不能不假思索地奉为圭臬。

在新产业革命的历史契机中，我们更要克服这“专断论”产业发展意识形态。新产业革命是指向未来的，它的路径未定，不同的经济体都要探索、寻找属于自己合适路径。而合适的路是以自身实际为起点，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不仅如此，新产业革命所要到达的目的地的特征也是开放的，充满意想不到的可能。没有谁能够完全清晰地描绘未来的情景，又怎么能够笃定地认为未来企业就是某个据说代表未来的“标杆”企业整齐划一的复制呢？相对于业界热闹而斑斓的景象变化，我们更要反思关于产业研究、产业发展背后的观念。中国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制造业转型、产业发展，都将要在解决这一矛盾中完成，也要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作出贡献。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未来如何“由大变强”，我们则要认真思考所谓“强”的内涵，在新的视角下，考察支撑产业发展背后发展观念的转换。“兹事体大”，因为不同的观念会带我们抵达完全迥异的未来。

面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的丰富实践，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和工业与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联合的课题组，开展了历时一年半的专项研究，试图探讨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脉络和路径。课题组认为，中国产业的发展不是在原轨道里“拾级而上”，而是在新技术革命大背景下，从原轨道“跃迁”到另一个新轨道，是一个范式的转换过程。他们的研究结论或可商榷，但这里包含着对产业发展“观念”的自觉反思，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