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7岁老人，30年两会谏言

他，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影响中国经济30人之一

他，一言一行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他，也曾身陷争议甚至屡遭“炮轰”

他是厉以宁

一位87岁的老人

一位学者

一位心系民生直言敢谏的改革倡导者

今年是厉老参加两会的第三十年

光阴30载，可长亦可短。30年应算是人生中的一段漫长岁月，但对于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每年春天参加两会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于是回望起这30年，便觉得时间如白驹过隙般转眼而过了。

2017年3月3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双手背在身后走向经济界别驻地北京铁道大厦，第30年参加两会的厉老步速较慢但依旧步伐坚定。

厉语卓见敢当先

作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的学者生涯充满争鸣。他提出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论，曾广受争议，然而却在上世纪90年代被中国改革的实践全面推动，并且一一证实。
30年来，虽然自己在两会上发表的观点和言论总会引起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但厉以宁依然敢言敢当地推动着改革的前行，时间和实践是他远见卓识的最佳见证。 

“呼吁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先向本国的私营企业开放包括基础电信业在内的全部电信业务，以此加快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更好地迎接“入世”后激烈的国际竞争。

――200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新经济＝高新技术＋资本市场，光有高新技术成不了新经济。一方面要通过证券市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杜绝操纵市场等不规范行为。

――200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一些政府部门扶持国有企业或规模大的非公有制企业轻车熟路，却往往忽视了对众多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在工作中“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他强调，要真正为非公有制企业“松绑”，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200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难与体制上存在若干障碍有关，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建立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力求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使用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地方政绩的考核指标。

――200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转换政府职能已拖了太久时间，政府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政府应该是社会管理者，为公共服务，如果政府老是包办代替，那么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股改后中国股市才能真正走上正常的轨道。我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充满信心。

――200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针对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建议4个“并重”: 环境治理和扩大就业要“并重”；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要“并重”；政府监管和公众参与要“并重”；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和运用资本市场要“并重”。

――201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当前，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股份制，都是发现和调动民间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现在的改革和30多年前有所不同，需要改革的决策者具备战略眼光，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

――201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中国有四大领域的改革需要解决:第一个领域是国企改革；第二个领域是城镇化改革；第三个领域是财政税制改革；第四个领域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改革的拦路虎是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

――201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关停一些企业，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第二个要补短板就必须创新，创意、创业、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未来。

――201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规模结构性调整不会那么快，还要去产能、调结构、补短板。十八大以来，我们的人口红利，新的出来了；我们的改革红利，不间断地出来了。

――201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以智凭实献建言

厉以宁先生有很多称谓，从“厉股份”、“厉民营”再到“厉城镇”，厉老笑称没有一个称谓能完全概括他的学术思想。

但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国家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用所学和智慧，提出中肯建议和意见。他的思想正在影响中国未来。 

打破“非公36条”的玻璃门，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要有细则出台，而垄断行业的国企也要认识到：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有利于双方的提高，允许民营企业进来，对国企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

――200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房价问题是由供求决定的，供求紧张，房价要上涨。经济适用房或中低档商品房，既应考虑市场调节，政府也应调节，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不能一刀切，不能把高档房跟廉价出租房混为一谈。

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不可取的，但小幅升值利大于弊。所谓弊，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不利；所谓利，是指这将有助于让中国广大企业认识到，扩大出口关键要靠自主创新、加强管理。让人民币在市场供求影响下上下摆动，自然形成人民币汇率。

――200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用活”外汇储备，建议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增加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短缺的原材料和燃料；建立海外投资基金。

――201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业的作用不可低估。没有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拉力不够。如果说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大机车在前面跑，那就是房地产。不要谈到房地产就说泡沫，今天仍然要振兴房地产。

――201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城镇化已经搞了这么些年了，现在提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今天中国正在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让更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能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有财产权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因为它扩大了消费。

――201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新人口红利时代正在到来，原来是简单的生产要素重组，目前最重要的资源有两个，一个是信息，另外一个是创意。

――201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宁心从容观大势

从通胀率一度超过20%的经济“高烧”，到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和上千万职工下岗潮，再到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位87岁的老人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熟稔潮起潮落，对于宏观经济的走势，厉老自有判断。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他会冷静地提出“降温”见解；在外媒一致唱衰时，他却淡定从容地对国家经济走势保持自信乐观。 

在使用宏观调控的三个工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的时候，有些行政手段过激。比如，某管理部门竟然用电话通知所属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在宏观调控中，政府采用不规范的行政手段来调控，会造成政府威信的下降，影响调控效果。

――200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993、1994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过多，而此轮物价上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要综合治理此轮物价上涨，单纯靠压投资规模、紧缩不能解决现状，要“有所保有所压”。

中国经济不会衰退，中国股市大趋势将与中国经济总体一致，但是二者不可能是同步的，有可能超前，也有可能滞后。中国股市发展到现在，每前进一步，调整期就可能会延长一些。中国经济仍是成长型的。

――200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目前没有明显的通胀，但是如果经济增速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是为了防止资金过多流入资产的话，加息是可以的，但幅度不能太大。

――201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对政府来说，不能养成宏观调控无所不能的观念，如果过分依赖宏观调控，可能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宏观调控不能代替改革，希望新一届政府把宏观调控转为预调、微调。

――2013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经济下行是有客观原因的。首先，当前经济下行和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质量有关。其次，经济总量基数越大，增速越慢，这是客观规律。第三，近年来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给出口带来影响。第四，国内企业在结构调整中有阵痛，在磨合期要有耐心不断适应。第五，技术创新从研究到应用，也需要时间。

――201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时期，GDP一半以上是第三产业的产值。2016年的趋势稳中有进、稳中看好，这是总趋势。

――201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的转型、不断的改革当中来达到新的位置。现在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转型阶段的探底拐点，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

――201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卅载春风系民生

厉以宁曾说过，“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他在两会上的提案议案亦是如此，向上为深化改革提供助力，向下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政府应着力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廉价房出租房问题。在房产结构调整中，应盖大量的廉价出租房供应低收入者。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