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访：政策与管理研究的角度解读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同济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其经济与管理类教育始于1956年。作为建国以来最早开办经济及管理专业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强调以“创造管理新知，造就业界精英，践行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为使命，以“成为培养卓越管理人才，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知名商学院”为发展愿景，培育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型人才。近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诸大建教授，结合他下半年要进行的系列讲座，探讨管理研究与教育如何服务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下为访谈实录。

除了“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关注中国发展“三大门槛”

对于一段时间来讨论比较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诸教授指出，依据世界银行有关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门槛是人均GDP1万美元的界定(虽然每年有上涨)，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0美元，相比于2010年的4000美元有了一倍增幅，按照现在6.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在2020-2025年期间，这一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较好解决。诸教授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越来越需要加以关注的是中国面临的三大发展门槛，即“福利门槛、生态门槛、治理门槛”。

1.突破“福利门槛”，转型国强民富的“幸福经济”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GDP的增长总是跟社会福利呈正比关系。其实，这里存在着福利门槛，即达到一定的阈值例如人均1-2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收益开始递减，没有带来同步的福利增加，没有实现人们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同步提升。目前福利门槛典型表现多为欧美国家。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均GDP虽已达3万多美元，但从1975年以来幸福指数没有明显提高。同样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和人民幸福指数虽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近几年幸福感的上升出现疲软。诸教授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使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实现国强民富的“幸福经济需要提上国家发展宏观管理议程。这对于北上广深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2.打破“生态门槛”，实现生态消耗低增长、零增长

现阶段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挑战，是雾霾、沙尘暴、城市垃圾、河道水污染等一系列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诸教授认为，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增长是以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退化为成本的，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资源环境消耗的不增长、资源环境的不退化，打破“生态门槛”，是中国发展转型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是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理由与目标。

3.跨越“治理门槛”，定位中国式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式

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度看，以税收比重划分世界上的政府，可形成三种类型，即小政府、中政府、大政府。目前，中国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40%。如何用较小的成本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治理挑战。在未来发展中，中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多大，如何与社会资本合作，如何通过政府瘦身和PPP等方式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是突破治理门槛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实现低碳经济的四大路径

诸教授针对我国提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零增长”的发展目标，指出这一目标仅仅依靠新能源无法实现。他进一步解释道，按照国家规划，新能源在低碳经济的贡献最多占到15%左右，最主要的实现方式是对传统能源的高效利用，以及走出一条低能源消耗的新发展道路。对此，诸教授指出实现低碳经济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改变能源结构，三是用能源消耗规模调控经济增长，四是改变消费模式。

2.循环经济下的制造业服务化

诸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是为解决当前的线性经济即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扔弃的经济模式而产生的。他认为，GDP增长会拉大物质的使用量，城市和人一样，都要有吸收和排出。现在最糟糕的事情是城市并没有很好地规划和管理‘排出来的’问题。其实，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绿色发展不能依靠线性经济这样的单通道的经济，而要靠循环经济这一回环经济发挥作用，即强调废物的再循环、产品的再制造，以及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等。

3.分享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

目前我国分享经济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Uber和Airbnb为代表的“P2P”类型，这是发轫于硅谷的美国式分享经济，是闲置资源共享化的代表;另一种是以Mobike等中国共享单车为代表的“B2C”类型，是制造型企业不卖产品卖服务　(欧洲人称之为产品服务系统)的代表。诸教授指出，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绿色消费，其中“共享单车”就具有许多中国化的特色。如何把中国分享经济的牌打好，诸教授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了分析。

4.新型城镇化的加减乘除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针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化发展产生的问题而制定的新战略新政策。诸教授指出，没有人住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未来发展要将土地导向的城市发展思路转变成让人享受服务的城市发展理念。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做好加减乘除，即人要做加法，土地要做减法，功能要做乘法，城市治理要做除法。在谈到上海2040建设全球城市新目标时，诸教授提出，建设全球城市是要超越“四个中心”的既往定位，打造三个维度即国际维度、国内维度、区域维度有示范意义的城市，使上海从物质回归到人本，建设成为一个以人为导向的有温度的、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国际化城市。

将可持续发展纳入管理研究与教育

1.中国需要节约自然资本的绿色创新

创新是管理研究与管理教育的重要话题。诸教授指出，创新是生产函数里加入新的变量，使较小的投入能够获得较大的产出，实质上是效率概念。诸大建指出，第五次经济长波是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绿色创新长波，关键是要提高自然要素的生产率，这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到2030年的物质流、能源流达到峰值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美国式地多人稀的劳动资本节约型创新，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特别需要强调节约自然资本导向的绿色创新。

2.“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的管理

在任何国家的发展管理中，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都是不可回避的矛盾体，中国的“生态文明”就是要均衡这两者关系，因此既是发展，又是管理。“生态”是要守住资源环境的基本东西或底线，“文明”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合起来就是在资源环境红线内创造经济社会繁荣。诸教授认为，发展需要通过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三大管理主体的合作行动即治理来实现。在中国发展版本升级阶段，“要把生态文明思想放到我们的企业管理、城市管理、消费者管理中去，形成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消费模式，开创更加升华的时代。”

3.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教育

2012年以来国际管理教育领域展开了一场变革，旨在改变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管理教育理念，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管理教育。即破除只讲经济效益的商业教育形式，把社会责任、商业价值和政府互动结合为一体，实现包含经济、社会、环境三个要素的综合性管理。诸教授指出，这是管理教育的挑战和机会。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商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做出了标杆性的探索，同济大学将立足于本土，转化国际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可持性发展”管理教育新模式，创新管理学院的教学、研究、社会服务、政策咨询等模式。

学术讲座不仅是知识集锦更是“正能量”的思想传播

如何在培育专业化管理人才的同时，保证其有相适应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是经济与管理学院需要探索的新时代课题。诸教授认为，“虽然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建设并不属于同一个研究系统，但是在专业教育里融入正能量的东西，在我们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内带给学生自信，形成对人生、、对国家、对社会的较为乐观积极的心态，还是办得到的。“与此同时，诸教授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将管理研究和教育更多地与国情相结合，以管理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将会是管理研究与教育的一大亮点。“从政策与管理研究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把别人不明白的东西讲清楚，在别人有误解的地方把道理讲通”，这是诸教授对其将要举行的系列讲座意义传达的一种初心和精神理解。

我们相信，在同济大学“成为培养卓越管理人才，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知名商学院”发展愿景的引导下，以诸大建教授的严谨态度及其内在含量开展的此类系列演讲活动，能够促进同济经济与管理学院走向长久可持续性发展之路。